你要用这个货币制度,中国搞这些利息自由浮动,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?你现在去借钱8厘借不到,那有什么投资可以有8厘的回报呢?这个货币政策根本就不能用,货币只是用来协助贸易,没人叫你用来协助调控经济的,现在变成货币调控经济。
这些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。2014年,我国长三角地区、珠三角地区的人均GDP水平都超过1万美元,但云南、贵州等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仅在4000~5000美元左右。

另一方面,也要加大在国家层面或区域层面的创新资源整合力度,形成创新合力,在重大技术领域尽快实现新的突破。我们应当不负重托,铭记于心,躬行于身,勤勉工作,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这是中央的期望,人民的期待,历史的重任,时代的召唤。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 我国经济不仅有巨大的发展空间,而且随着改革的推进和一系列政策的落实,正在形成新的增长动力。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和企业走出去展现出良好前景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落实推进,中国与塔吉克斯坦、哈萨克斯坦、俄罗斯等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,一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程和工业园区合作发展项目已顺利启动。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积极性。要聚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既定目标,着眼于我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,既不能脱离实际、提过高的目标和要求,也不能囿于一时困难和问题而缩手缩脚。
这样看,2015年经济增速回落有望触底,即有望完成阶段性探底过程,十三五时期有可能进入新常态下的新一轮上升周期。不应把新常态泛化,更不应把一些异常态非常态现象说成是新常态。特别是一带一路、京津冀协同发展、长江经济带这三大战略的布局和实施,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,有利于充分利用和发挥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、潜力和回旋余地,释放出需求面和供给面的巨大潜力。以上分析只是一种可能性,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。
之所以又把它作为一种可能性,是因为现在有人不愿意讲回升,认为宏观调控只为托底,不为抬高。如,1982—1984年的第一次上升过程正值六五时期的第二、三、四年。

我国经济结束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,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,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。1991—1992年的第二次上升过程正值八五时期的第一、二年。2015年党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编制,以及2016年初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出台,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,将会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作用的力量。第一次回落是1985—1990年,GDP增长率回落到1990年3.8%的低谷,回落了11.4个百分点,下行调整了6年。
(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经济学部副主任) 来源:人民日报 进入 刘树成 的专栏 进入专题: 十三五 经济波动 。第二次上升是1991—1992年,GDP增长率从1990年3.8%的低谷上升到1992年14.2%的高峰,上升了10.4个百分点。如果你说经济增速会出现回升,就说你要重回10%以上高增长的老路。从10年左右的中长周期来考察经济增长率波动,我国经济增速经历了3次上升与回落的波动过程(如图)
不应把新常态泛化,更不应把一些异常态非常态现象说成是新常态。第一次上升是1982—1984年,GDP增长率从1981年5.2%的低谷上升到1984年15.2%的高峰,上升了10个百分点。

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,需要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更高层面来谋划,也就是从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的顶层设计层面来谋划,寻求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层面的重大创新和突破,寻求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作用的力量。从10年左右的中长周期来考察经济增长率波动,我国经济增速经历了3次上升与回落的波动过程(如图)。
要聚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既定目标,着眼于我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,既不能脱离实际、提过高的目标和要求,也不能囿于一时困难和问题而缩手缩脚。其政策含义是:以合理区间的中线为基准,该回升时就回升,但要把握好回升的幅度。之所以又把它作为一种可能性,是因为现在有人不愿意讲回升,认为宏观调控只为托底,不为抬高。第二种可能性,一路走平,在7%左右一路走平。我们不能仅就短期宏观调控的力度问题去讨论,不能仅就宏观调控该松还是该紧、该微刺激还是强刺激去讨论。我们应主动适应新常态,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,坚持把转方式、调结构放到更重要的位置,但这并不意味着放任经济增速一路下行。
目前,应充分利用距通货膨胀上限还留有的空间,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。要借回升之势,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,更好实现稳增长与转方式、调结构、促改革、惠民生的有机结合,更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国经济发展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、结构调整阵痛期、前期政策消化期,还可加上一期,即新的政策探索期。我国经济增速在2007年达到14.2%的高峰后,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中,2010年经济增速略有上升(10.4%),但总的看,到2015年已连续8年处于下行调整过程(2015年增速按年初经济增长预期目标7%计)。
我国经济结束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,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,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。从前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所经历的3次上升过程来考察,相关五年计划或规划的实施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实际上,这种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。2000—2007年的第三次上升过程正值整个十五时期以及十一五时期的第一、二年。他强调,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。有人将新常态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。
十三五开局之年即2016年,我国宏观经济波动面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,经济增速已连续8年处于下行调整中,是改革开放以来3次回落中历时最长的一次。1991—1992年的第二次上升过程正值八五时期的第一、二年。
这样看,2015年经济增速回落有望触底,即有望完成阶段性探底过程,十三五时期有可能进入新常态下的新一轮上升周期。以上分析只是一种可能性,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。
第三次上升是2000—2007年,GDP增长率从1999年7.6%的低谷上升到2007年14.2%的高峰,上升了6.6个百分点。有人提出赶超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之后,其增长速度会下台阶,这种说法没错。
因此,在十三五时期,实现上述第四种可能性,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上下限之间正常波动,宏观调控就应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,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。因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,比如将会严重影响市场预期和企业投资,影响财政收入增长,甚至影响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。十三五时期,应努力争取第四种可能性,但这并不容易。应当看到,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、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,我国经济具有巨大韧性、潜力和回旋余地,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大。
第三种可能性,重返10%以上的高增长。其政策含义是:强刺激。
但如果说这个下台阶一定是大幅度下台阶,或一定是长时间一路下行,那么,这种说法则不符合客观规律。也就是说,不是在短期宏观调控层面所能解决的。
十三五开局之年面临的宏观经济波动态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,我国经济并不是以近10%的高速直线增长的。第二次上升是1991—1992年,GDP增长率从1990年3.8%的低谷上升到1992年14.2%的高峰,上升了10.4个百分点。